发布日期：2025-08-12 20:27 点击次数：138
近日金融杠杆投资，“折叠自行车行业巨头”大行科工(深圳)股份有限公司(下称“大行科工”)再次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文件。这已是大行科工年内第二次冲击港股上市，此前其于1月20日首次递表后因失效而未能成功。
作为由“现代折叠自行车之父”韩德玮博士于1982年创立的老牌企业，大行科工凭借经典车型P8等产品，已在中国折叠自行车市场占据领先地位，2024年零售量和零售额市场份额分别高达26.3%和36.5%。
然而，光鲜市场表现背后，大行科工的财务和运营模式潜藏着诸多争议。尽管2024年公司实现营收4.51亿元，净利润5229.9万元，看似业绩亮眼，但引人关注的是，公司在IPO前夕密集派发股息，自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累计分红高达6150万元，几乎与同期研发投入(4380万元)持平，甚至超过2024年全年净利润。
同时，公司历史上存在欠缴员工社保情况，累计欠缴金额不菲。在生产端，大行科工严重依赖OEM代工，2025年前4月代工比例已飙至65.5%，外包生产成本占据销售成本近半，不仅推高了成本也引发了品控争议，投诉平台上充斥着链条脱落、车架异响等投诉，2024年退换货率已翻倍至3.2%。
销售端，公司营收近七成高度依赖经销商渠道，而该渠道的毛利率远低于线上直销，且其线上直销平台的退货率也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。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大行科工此次冲击港股IPO面临的复杂局面。
1、成为折叠自行车龙头
大行科工的传奇始于其创始人韩德玮博士。1941年出生于广东韶关的韩德玮，早年移民美国，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完成学业，最终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，曾在美国休斯飞机公司从事激光研发，并参与撰写了国际通用的《激光手册》，是一名享誉业界的物理学家和航天专家。在40岁不惑之年，韩德玮毅然放弃科研工作，投身于折叠自行车的研发与商业化。
源于年轻时每天需拆解自行车塞进汽车的烦恼，以及对绿色出行的愿景，他潜心钻研七年，于1980年成功制造出第一辆现代折叠自行车原型，并于1982年在美国加州创立了大行(Dahon)品牌和北美大行公司，被誉为“现代折叠自行车之父”。
创业之初，韩德玮曾试图将专利授权给中国自行车厂商，但未能成功，遂决定自产。1984年，大行在中国台湾建厂，首批6000台折叠自行车迅速售罄。1995年，大行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，凭借“折叠后可带上地铁”的便捷性，迅速赢得通勤族青睐。2001年，公司业务进一步扩展至中国大陆，并将中国总部迁至深圳，成立大行科工的前身。在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千年版》中，大行被评选为“世界上最大的折叠自行车产销商”。
历经四十余年发展，大行科工已成为中国折叠自行车行业龙头。灼识咨询数据显示，按2024年零售量和零售额计，公司在中国内地折叠自行车市场份额分别达26.3%和36.5%，稳居第一。在产品矩阵方面，大行科工已从最初的折叠自行车，扩展至公路车、山地车、儿童车及电助力自行车等多元品类，提供超过70款车型，覆盖城市通勤、户外探险等多种场景。其中，经典车型P8等产品更是畅销不衰。
从业绩来看，大行科工近来业绩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。从2022年至2024年，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2.54亿元、3亿元和4.51亿元，复合年增长率达33.1%。同期净利润分别约为3143.4万元、3485万元和5229.9万元，复合年增长率为29.1%。2025年前4个月，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分别为1.85亿元和2152.8万元，同比增速均超过46%，显示出强劲增长势头。
公司自行车产品平均售价接近2000元，主要发力中高端市场，其中建议零售价不低于2500元的中端价位产品销量自2023年以来已超越大众市场产品，成为主要营收来源。
2、突击分红、代工依赖等问题丛生
尽管大行科工在市场份额和营收规模上表现出色，但其在公司治理、财务策略和生产运营模式上的多重隐忧，为未来的发展蒙上了阴影。
首先，管理层老化与股权高度集中，带来了决策的连续性挑战。公司创始人韩德玮博士已是83岁高龄，仍担任执行董事、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对公司拥有绝对控制权。IPO前，韩德玮直接持股88.56%，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掌控90.16%的股权。
此外，董事会中还有一名83岁高龄的独董。这种“一股独大”的股权结构和高龄管理层，尽管在创业初期可能有助于决策效率和战略稳定性，但在企业传承和长期发展中，可能面临决策连续性、创新活力不足以及对单一决策者过度依赖的风险。一旦公司核心身体状况或经营理念发生变化，可能对公司战略方向和日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。
其次，IPO前巨额分红与社保欠缴的反差，引发了坊间对其资金流向的质疑。在公司冲击上市关键时期，大行科工自2022年12月至2025年4月累计派发股息达6150万元。按韩德玮持股比例计算，大部分分红款(约5446.4万元)都进了个人腰包。同期，公司研发投入仅4380万元，分红金额甚至超过了2024年全年净利润。
这种在上市前的大额分红，尤其是在公司有募资扩产需求、现金及等价物从2024年底的1.08亿元降至2025年4月的5902万元的背景下，引发了市场对其“分红套现后募资扩产”的质疑。
更令人诟病的是，在向股东大额分红的同时，公司还存在欠缴员工社保的情况，报告期内欠缴金额累计可观。这种财务行为不仅可能影响公司在投资者心中的形象，也暴露出公司在社会责任和内部治理方面潜在的问题。
大行科工的生产也严重依赖代工，质量管控面临挑战。大行科工目前仅有广东惠州一处工厂，年产能仅9万辆，远低于其2024年22.95万辆的销量。为弥补产能缺口，公司高度依赖OEM，2024年代工比例已达56.8%，2025年前4个月进一步升至65.5%。外包生产成本占据销售成本的比例也从2022年的20.2%飙升至2024年的48.3%，严重吞噬利润空间。
代工虽能在短期内支撑销量增长，但长期而言，过度依赖三方代工厂可能削弱公司的生产控制力、技术保密性，并直接影响品控。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大行自行车的1900多条投诉，直指链条脱落、车架异响等质量问题，2024年退换货率翻倍至3.2%，这些都印证了代工模式带来的品控风险，可能损害品牌美誉度。
「数智研究社」还发现，大行科工严重依赖经销商渠道。大行科工近七成营收(2025年前4个月为69.5%)高度依赖经销商渠道，而这一渠道的毛利率(26.9%)远低于线上直销，进一步压缩了公司盈利空间。尽管公司积极拓展线上直销，但其在京东平台上的退货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，表明线上销售的效率和客户满意度仍有提升空间。
大行科工此次二闯港交所，暴露出了其公司治理、财务管理、生产运营和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深层挑战。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、上市前大额突击分红、对代工的过度依赖和日益攀升的品控风险金融杠杆投资，都为大行科工的港股上市之路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。